从“执”到“放”：国学智慧的现代启示与创新传承267

国学，中华文明数千年积淀的智慧结晶，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精神根脉。然而，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，如何对待这份厚重的遗产，成为一个既宏大又切身的命题。我们常言“传承国学”，但真正的传承，或许恰恰始于一份深刻的“放下”。这份放下，并非遗弃或背叛，而是一种智慧的超越与活化，正如老子所言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真正的道不在于固定的言说，而在其生生不息的流变。这份“放下”，正是为了让国学从沉重的历史包袱中解放出来，以更鲜活、更具生命力的方式，融入当代，启迪未来。

一、国学的“执”与“重”：当传统成为桎梏

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”孔子的这句名言，深刻揭示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。对国学的“执”，往往表现为对文本、对经典的僵化解读，对历史语境的盲目崇拜，以及对旧有范式的固守。这种“执”，容易将国学变成一堆束之高阁的故纸堆，或是一套僵硬的道德教条。它让国学失去了其原本的活泼与思辨，变成了某种不容置疑的“圣言”，阻碍了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。正如鲁迅先生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对“吃人”礼教的批判，传统若脱离了时代精神的审视，便可能从滋养生命的甘露变为禁锢思想的枷锁。我们常常执着于“尊古”，却忘了古人本身也是在不断地“变古”与“创新”。历代思想家如王阳明提倡“知行合一”，打破了宋儒“格物致知”的某些局限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既有学说的“放下”与超越。

二、道家智慧：无为、无执与超越

道家思想，为我们理解“放下国学”提供了最深刻的哲学基础。老子《道德经》开篇即言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 这句话直指语言和概念的局限性，暗示了对任何固定知识体系——包括国学本身——都不可过度执着。真正的“道”，是流动不居、不可名状的，一旦被固化为具体的经典或学说，便已非其本真。因此，对国学的“放下”，首先是对其形式、其文字、其表象的放下，去追寻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和变通之道。

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” 这句话常被误解为天地冷酷无情，实则恰恰道出了天地对待万物一视同仁，不偏不倚的自然态度。它启示我们，即使面对国学这样承载着深厚情感与历史重量的遗产，也应以一种超然、客观的态度去审视，不带私心偏爱，不陷于情感执念。像对待“刍狗”一般，用过即弃，不滞于物，方能从更高的维度理解其价值，也敢于对其进行取舍和批判。庄子《逍遥游》中的“无己、无功、无名”，更是将这种“放下”推向极致。对国学的放下，便是放下“国学之名”带来的光环与负担，放下因其“大成”而产生的自满与固步自封，转而关注其如何能真正滋养当下的生命与文化。

三、佛家空性：放下执念，活在当下

佛教传入中国后，与本土文化融合，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“放下”哲学。禅宗尤为强调“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”，这与道家的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异曲同工，都在暗示对形式和文字的超越。六祖慧能大师的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”更是直接点出了“空性”的精髓，即一切皆空，无有实体，包括我们所执着的知识、概念乃至国学体系。

金刚经中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告诫世人不要执着于任何现象、概念或心念，要让心在无所住的状态中自然生发。应用于国学，这便是提醒我们，不应将国学视为某种固定的“住处”或思想牢笼，而应让国学成为启发我们生发智慧的“缘起”。放下对国学作为一套完整、完美体系的执念，允许它被解构、被重构，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。活在当下，意味着我们要用当代的视角、当代的语言、当代的需求去审视国学，而非沉湎于对过去的盲目追忆。只有当下活化了，国学才真正有了生命力。

四、儒家精神：革故鼎新与君子不器

儒家虽以强调“礼乐制度”和“祖宗之法”而闻名，但其内部也蕴含着“放下”的智慧。孔子言“温故而知新”，强调的并非简单地重复过去，而是在回顾旧学中发现新的意义、新的理解，这本身就包含着对旧有认知的一种超越与更新。朱熹对《四书》的重新整理和诠释，也是一种对汉唐经学体系的“放下”，从而开辟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。这表明，对经典的重新解读和再创造，正是国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。

“君子不器”，这一名言出自《论语》，意为君子不应像器物一样，只有单一的功能或固定的用途，而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和灵活的变通能力。这可以引申为，对待国学，我们不能将其视为单一、固化的“器”，不能只局限于某个学派、某个典籍的框架。国学是一个浩瀚的宝库，应以开放的心态去汲取，去整合，去融会贯通。放下门户之见，放下学派之争，甚至放下对某种“标准答案”的追求，以“不器”之精神，让国学成为滋养我们全面发展的源泉。

五、文学与哲思中的启示：吐故纳新，直挂云帆

在中国古典诗词中，亦不乏“放下”的意境。譬如李白在《行路难》中写道：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 诗人遭遇困境时，没有沉溺于过去的荣耀或当下的失意，而是以一种超越困厄的豪迈，展望未来。这正是对当下“执念”的一种放下，是对旧有路径的突破与超越。杜甫《望岳》中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也蕴含着从更高维度俯瞰一切，从而超越执念，获得更开阔视野的哲思。

近代思想家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，更是将“放下”推向了时代前沿。陈独秀、胡适等人提倡的“新文化运动”，虽然在某些方面显得激进，但其核心在于“打倒孔家店”并非要全盘否定传统，而是要打破僵化的礼教对思想的束缚，让思想获得解放，从而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开辟道路。这是一种痛苦但必需的“放下”，是为了“存其精华，去其糟粕”，更是为了让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生。

六、放下不是抛弃，而是新生

总而言之，“放下国学”绝非意味着对历史的虚无主义，也并非要抛弃中华民族的根基。恰恰相反，这是一种深刻的自我反思，一种基于智慧的勇敢选择。它是将国学从沉重的符号、僵化的教条、封闭的体系中解放出来，让其回归到其最初的活力与开放性。正如一棵老树，需要剪去枯枝败叶，才能在春天重新焕发生机；一个民族的文化，也需要不断地“吐故纳新”，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保持其生命力与适应性。

真正的传承，不是抱残守缺，而是活学活用。它需要我们以道家的无执、佛家的空性、儒家的革新精神去审视和拥抱国学。放下对国学的膜拜，去拥抱其智慧；放下对国学的固守，去实践其变通；放下对国学的形式，去领悟其精髓。如此，国学才能真正超越时空的限制，成为滋养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活水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方智慧。这份“从执到放”的智慧之旅，正是我们迈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。

2025-11-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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